钱荒应对

        金属货币流通下钱不够用，即钱荒现象时常出现。北宋时期较具代表性。一是北宋政府管理铜钱比较严格。政府控制铸币权，且严禁所谓的"细小杂钱"流通，要求市场上通用铜钱，"每千钱须重四斤"，"仍每贯须重四斤半以上"。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好钱。二是史家公议宋代所铸铜币为历代之最，宋太宗至道年间铸钱80万贯，宋真宗咸平三年增至125万贯，景德中183万贯，至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，北宋一代的铸钱达到了顶峰，元丰三年为506万贯。（举个参照，唐代玄宗天宝年间铸钱仅31.7万贯）严格的货币流通管理，大量的钱币供应，仍然钱不够用，饱受钱荒之苦。

       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83较为完整的记述了沈括与宋神宗之间的一次对话 。宋神宗问：钱币匮乏的过失在哪里？ 沈括回答说：原因有八个。 大意是，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钱的需求大量增加，二是流通中磨损消耗减少的钱币。三是百姓熔化铜钱铸造铜器。四是钞法不稳，盐钞贬值，劣币驱逐良币，铜钱退出流通。五是金银没有作为货币进入流通。六是大量铜钱储存（常平仓）没能进入流通。七是铜钱外流严重。八是西北铁钱太多为患。沈括认为，前两个原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，最后一个原因是不用理会的。针对余下的五个原因，他提出五个对策。一是实施铜禁。二是稳固钞法，取信于民，减少铜钱退藏。三是金银为币，进入流通。四是加快钱币流通速度，“迁而不已，钱不可胜计”。五是禁止走私贸易，防止铜钱外流  。

       需要交待的是，当时"钱荒"情况下，铜钱的购买力没有相应提高，说明他们所说的 "钱荒"只是流通中的铜钱少，而非通货缺乏（多种通货并行流通）。

       千年之前，古人管理货币流通，就有如此高的智慧与成就，令人感叹。现在来看，当时钱荒的原因，主要是铜钱流通的激励结构扭曲了。主要表现有三。

        一是相比盐钞及铁钱等，铜钱为良币。劣币充斥市场，良币退藏（窖藏），符合经济规律。

        二是铜钱外流。边境或跨国贸易中，货币流通遵循良币驱逐劣币规律。优质的宋朝铜钱，符合边贸交易各方需要。《日本史》所述镰仓幕府时代日本国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是宋铜钱。

        三是铜钱销熔为铜器。金属为币，有个内在缺陷，金属是做商品消费使用，还是用做货币去交换别的东西，二者之间会产生竞争关系 （套利）。与沈括同时期的张方平曾说，"销熔十枚铜钱，能得精铜一两，造作器物，获利可达五倍"。利之所在，法不能禁，政府铸造再多的铜钱也无济于事 。

        沈括的对策，实施铜禁与禁止走私，可在短期收一定之效。稳固钞法，有助于改善"劣币驱逐良币"状况。金银为币不足取，因为解决流通中某种货币过少，再增加一种货币进入流通，徒增货币流通之紊乱外，无法解决铜钱被驱逐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沈括对策的闪光点是"迁而不已，钱不可胜计。"    他认为货币流通次数越多，货币发挥的作用越大，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可以弥补流通中货币数量之不足。足见他对货币流通速度同货币数量的关系有十分明确的认识。这是世界货币思想史上最早明确表述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思想，比英国威廉·配弟（1667年）或者洛克（1691年）的早600年，是古代中国货币思想史上宝贵的财富。可惜的是，沈括货币流通理论虽表述明确，其后似有应用，但多是星星点点，断断续续，没有形成理论上的系统化和操作上的经验化。        

         再说几句。中国货币史上有多次实行禁蓄钱政策。唐元和十二年颁布《禁蓄钱令》，规定私贮现钱不得超过5000贯，超过的限一月内买物收贮，如钱数过多，则不得超过两个月。违犯的按不同身份定罪，平民要痛杖处死。文宗大和四年又规定蓄钱以7000贯为限，超过1万-10万贯的限一年内，10- 20万贯限两年内处置完毕。五代时（如公元924年后唐）也多有禁蓄钱的规定。南宋绍兴二十九年（1159 年） 户部奏准民户积钱不得超过1万贯，官户不得超过2万贯；超过两年不用来买物的拘捕入官，告发的有赏。

        历代也有禁止私铸铜器的规定。唐代多有禁止民间私铸铜器的规定，反复宣布禁令 。比如，玄宗开元十七年（公元729年）、代宗大历七年（公元772年）、德宗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、宪宗元和元年（公元806年）、文宗太和三年（公元829年）的大规模的铜禁。宋代就不用多说了。明代也是如此，明皇室对铜的使用严加限制，成祖初，"有销新旧钱及以铜造像制器者，罪比盗铸"，但少有成效。清朝也是如此，雍正时曾下旨禁止民间铸造铜制器皿，但收效甚微。

        禁是禁不住的。禁蓄钱和禁止私铸铜器， 都没有改变铜钱不足用之事实。法律和行政措施的作用，可以在短时期缓解问题，不能长时期与经济运行规律相抗衡。解决经济问题，还是从经济规律着手，关键是矫正激励结构，让市场的力量引导经济行为指向正确的方向。而不是任凭主观热情蛮干。

       换个角度看，北宋钱荒，或许就是对铜钱质量要求过好之故。若放民私铸，铜钱退藏与外流就不会发生。至于铸币足值不足值，市场上说了算。历史上也有不少不足值铸币流通但物价稳定的例子，如汉文帝时期的＂榆荚半两＂，北魏时期的＂风飘＂＂水浮＂。

        再回味一下，两宋时期，应当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成就的一个高峰，除武事略有不济外，两宋皇朝，在经济社会管理上，不论理念和做法，都是极高明的。就钱荒而言，他们大抵不会不知铸造不足值铜钱可以解决钱荒问题，没有这样去做去想，说明当时人们的操守，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高峰。   

附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（节选）    

       上嘗問：公私錢幣皆虛，錢之所以耗者，其咎安在？

       括對曰：「錢之所以耗者八，而其不可救者兩事而已；其可救者五，無足患者一。

       今天下生齒歲蕃，公私之用日蔓。以日蔓之費，奉歲蕃之民，錢幣不足，此無足怪；又水火淪敗、刓缺者莫知其幾何。此不可救者二也。銅禁既開，銷錢以為器者利至於十倍，則錢之在者幾何其不為器也？臣以謂銅不禁，錢且盡，不獨耗而已。異日，富家備寇、攘水火之敗，惟蓄鹽鈔，而以藏鏹為不利。鈔之在民以千萬計。今鈔法數易，民不堅信，不得已而售鈔者，朝得則夕貿之，故鈔不留而錢益不出。臣以謂鈔法不可不堅，使民不疑於鈔，則鈔可以為幣，而錢不待益而自輕矣。古為幣之物，金、銀、珠、玉、龜、貝皆是也，而不專賴於錢。今通貴於天下者金銀，獨以為器而不為幣，民貧而為器者寡，故價為之日輕。今若使應輸錢者輸金，高其估而受之，至其出也亦如之，則為幣之路益廣，而錢之利稍分矣。錢利於流。借十室之邑有錢十萬，而聚於一人之家，雖百歲，故十萬也；貿而遷之，使人饗十萬之利，遍於十室，則利百萬矣。遷而不已，錢不可勝計。今至小之邑，常平之蓄不減萬緡，使流轉於天下，何患錢之不多也？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，歲闌出塞外者不貲。議者欲榷河北之鹽，鹽重則外鹽日至，而中國之錢日北。京師百官之饔餼，他日取羊牛於私市者，惟以百貨易之。近歲，以疥疾乾沒之為蠹，一切募民入餼牽於京師，雖革芻牧之勞，而牛羊之來於外國，皆私易以中國之實錢。如此之比，洩中國之錢於北者，歲不知其幾何。此皆作法以驅之，私易如此者，首當禁也。此可以救者五也。     

        河、隍之間，孤絕一隅，歲運中都之幣以實塞下者，無慮歲數十萬緡，而洮、岷間冶鐵為幣者，又四十萬緡，歲積於三州之境。物出於三州者有窮，異時粟斗百錢，今則四五倍矣，此錢多之為禍也。若不以術洩之，數十歲之後，芻粟何止率鍾而致石。今莫若洩之羌中，聽其私易，貫率征錢數十，歲已得數萬緡。以吾之滯積，而得戰馬、餼羊有用之物，歲入之芻粟遂減數倍之價，一術而數利。中都歲送之錢，但以券鈔當之，不徒省山運之勞，而外之所洩，無過岷山之鐵耳，此不足為害者一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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